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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 : 杨朝峰，秦聪 2010年第四期 |
| 摘 要：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对一个国家的长远发展、国际竞争和金融安全至关重要。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大大提升，在此背景下，在中国大陆建立一个国际金融中心的呼声日益高涨。本文在阐述国际金融中心产生和发展条件的基础上，分析了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机遇和制约因素，给出了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目标定位，并提出了推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几点战略性建；
国际金融中心是指国际金融业务和交易行为高度集中在某一地区进行。国际金融中心最直接的功能是提供融资与投资场所，由此演化出其他基本功能，如国际范围的金融价格发现、经济信息聚散、资金清算、金融风险管理、金融创新及传播功能等。将这些功能概括起来，国际金融中心就是世界资源配置枢纽。
从世界经济历史发展来看，国际金融中心的形成对一个国家的长远发展、国际竞争和金融安全至关重要。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大大提升，在此背景下，在中国大陆建立一个国际金融中心的呼声日益高涨。由于上海在20世纪30年代曾是当时远东乃至亚太地区声名显赫的国际金融中心，加之20世纪90年代以来上海经济金融突飞猛进的发展，在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讨论中，人们自然把目光投向了上海，上海肩负起重建国际金融中心的历史重任。此外，百年一遇的国际金融危机给世界经济格局、世界金融市场格局带来巨大冲击，发展中国家有望在这次冲击中获得更多关注，国际金融中心的漂移速度将进一步加快。2009年4月国务院出台的《国务院关于推进上海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的意见》正是要抓住金融动荡导致的全球金融版图变化这一历史性机遇，加快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步伐。
一、国际金融中心产生和发展的条件
(一)国际金融中心的演变与发展
国际金融中心的出现是一国乃至全球经济发展的需要，也是一国经济实力的展现。它的形成和发展并非出自偶然，而是有一定的规律。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金融市场经历了重大的演变和发展过程，大体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纽约、苏黎世的崛起与伦敦并列成为世界三大国际金融市场。由于战后英国经济的衰退，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资金供应者，美元成为各国储备货币和重要的国际结算货币，国际资本的信贷和筹措大多集中在纽约，使其成为西方最大的国际金融市场。苏黎世的自由外汇交易和黄金交易也非常活跃，以至成为当时世界三大国际金融市场之一。第二阶段，欧洲货币市场的产生和扩展。20世纪60年代以后，美国国际收支出现了持续的巨额逆差，美元信用动摇，结果欧洲美元、亚洲美元市场相继出现，并且迅速发展起来。其中伦敦成为规模最大的欧洲美元市场，并实现了信贷交易的国际化，为金融中心国际化扩散创造了重要条件。此后，国际金融市场广泛扩散到巴黎、法兰克福、布鲁塞尔、东京、米兰、卢森堡、新加坡和香港。第三阶段，发展中国家金融中心建立，并且向国际金融市场方向发展。拉丁美洲、非洲等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市场逐步兴起，拥有丰富资源的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市场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这些国家的金融市场正在逐步发展成为国际性金融市场。
总结这些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经验，可以看出，国际金融中心的发展模式大体有两种。一是大国模式，即凭借足够大的内需推动大而全的金融体系全面发展，如纽约、伦敦和风光一时的东京。金融中心的形成依赖强大繁荣的经济基础，包括大规模的经济腹地、快速增长的贸易和内需。另一种是小国模式，即专注发展有专业优势的金融业务，以建立超越本国经济实力的金融地位，如瑞士苏黎世和新加坡。
(二)建立国际金融中心的基本条件
作为一个重要或有影响的国际金融中心，必须具备一些必要的条件与环境，其中包括政局相对稳定、没有外汇管制或管制比较松动、货币信用制度比较发达、金融机构比较集中且有一定规模和效率、交通和通讯便捷等等，都是国际金融中心必须具备的条件。其中，最基本条件主要有以下几个：
第一，要有稳定的政治局面、发达的经济水平及广阔的市场前景。所在国或地区的政治稳定性将影响到人们对国际金融中心金融业务的安全性的判断，从而影响到其融资与贷款能力，影响金融积聚过程的连续性。高度发展的经济水平、广阔的市场前景是金融积聚的重要因素，当地经济的规模、增长速度以及潜力意味着不断增长的产品和资金的需求，意味着日益频繁的资本输出或输人，往往对外国金融机构选址决定产生重大影响。
第二，要有完善的市场结构，相对开放、自由的市场体系，以及一定规模的金融市场。一个完善的金融市场结构包括各种类型的金融市场，如资本市场、货币市场、保险市场、票据市场、期货市场、外汇市场、黄金市场和衍生金融工具市场等。完善的市场结构有利于发挥金融中心的规模经济与积聚效应，扩大金融中心的辐射深度与广度。其次，开放、自由的市场体系对国外金融机构而言，意味着较低的进入成本，因而能够使国际资本在全球范围内充分流动与积聚，使金融中心更具吸引力。
第三，要有健全的金融体制。所谓健全的金融体制是指：具有完善的法律体系，即根据国际规则，尤其是国际金融市场的规则，参考本地、本国的实际情况，制定和实施体现国际化、公正化的金融法律、法规、制度，并使之与发达的金融中心接轨。建立系统、严明、高效并符合国际惯例的金融及经济监督机制。金融中心即使有了健全的金融法令，也会因没有相应的监督机制与之相配合而漏洞百出，甚至衰败失落。形成灵活、高效的货币调控体系。对于形成什么样的货币调控体系，各国货币当局看法不一。但总的看来，成功的做法是依据市场供求关系而不是依据政府的行政目标建立相应的货币调控体系。建立能够充分、合理、公平竞争的商业银行体系和证券公司体系，从而可以提供低成本、高效率的金融服务。
第四，要有能够凝聚一流国际金融人才的吸引力和机制。金融行业特别依赖人的创造性的劳动，国际金融中心的活力和发展状况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人才特别是金融人才的数量和质量。人才作为一种生产要素，要流向边际产出最多的城市，人才机制直接影响着人才这一要素的成本与收益，因此，人才机制是影响人才流向的首要因素。
二、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机遇和制约因素
(一)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机遇
国际金融危机加剧了各国际金融中心之间的竞争，使欧美老牌的国际金融中心受到了巨大的影响。但是，对于新兴的国际金融中心来说，随着配套基础设施建设的逐步完善、司法和监管的改进与健全，以及优惠政策的加强与落实，对全球投资的吸引力将大大增加。当前，上海正面临着这样的机遇。
第一，我国实体经济的稳定发展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其一，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各国重新审视金融与实体经济的互动关系，过分脱离实体经济发展起来的非理性金融繁荣将为各国所摒弃，中国模式影响在不断扩大。其二，中国经济实力的快速提升，使得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快速提高；其三，包括欧美及新兴市场在内多个地方受金融危机影响巨大，相比之下中国较为稳定的经济环境和良好的发展预期，提高了对各国金融机构、金融人才、国际资金等的吸引力度，这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第二，国际金融危机势必将引发全球资本市场格局的调整，为上海加速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创造了空间。由于资本市场是金融活动的载体，也是金融中心的核心，所以，在全球资本市场调整的过程中，国际金融中心可能会在更加安全的市场上获得新发展。同时，全球金融危机将促使国际资金涌向成长性好的新兴市场，驱使国际资金向更加安全的地方流动，以规避风险。在此背景下，上海作为相对安全的新兴资本市场有可能成为国际资本即将开辟的新基地，这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加速成长创造了空间。
第二，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推进加速了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步伐。其一，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各国对改革以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的呼声不断提高，并对构建具体独立性、多元化货币共同主导的国际货币新体系提出了设想，其中发挥具有强大实体经济支撑的人民币的国际货币功能存在广泛的国际需求；其二，2009年我国分两批，设立了香港、上海等人民币跨境结算试点城市，这是我国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重要步骤。而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推进，将是上海加快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步伐的必然途径。其三，越来越多的外资金融机构在华发行人民币债券和中资机构在港发行人民币债券都将进一步提高人民币的国际地位，同时也有助于形成以人民币计价的金融产品市场，推动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步伐。
(二)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制约因素
尽管前景美好，但上海要转型成为足以媲美纽约和伦敦的国际金融中心，道路依然漫长。目前，上海正处于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初级阶段，还存在许多制约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不利因素，主要表现为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国民经济整体水平不够。上海的国民经济发展的绝对水平仍然偏低，经济的国际化水平不够。经济的稳定增长和一定发展水平是金融中心的决定性因素，上海目前是经济发展虽然达到了一定水平，国民生产总值和人均GDP高居全国之首，但与香港、新加坡等成熟的国际金融中心相比差距仍然很大，经济的国际化水平明显不够。虽然2008年上海的GDP水平已达到香港的3／4，但人均GDP只有香港的1／3。从国际化程度来看，截止到2008年底，在新加坡营业的6000家跨国公司中，大约有60％的公司已经设立了地区总部；香港也近有1300家跨国公司在香港设立地区总部，而上海到2008年年底人驻的跨国公司地区总部仅223家。从金融业增加值占GDP总量的比例来看，纽约、伦敦国际金融中心的金融业增加值占GDP总量的比例都在15％以上，而2008年末，这一比例在上海仅为10％，远低于国际金融中心水平。
第二，市场准人和经营环境偏紧。上海的金融管制程度很高，外资金融机构很难进来，进来后开展业务也不太自由。从上市公司中外国公司的比例来看，截止到2008年年底，伦敦的这一比例为19.87％，纽约为13.8％，香港为0.7％，上海则没有一家。从全球跨境贷款占比来看，伦敦为20％，纽约为9％，东京为7％，上海不仅没有，而且跨地区贷款都不行。
第三，金融机构的积聚度不够。按照有些学者的观点，只有具备以下条件才可以成为国际金融中心：日外汇交易额达到100亿美元，外资银行至少100家，外资非银行中介机构至少200家，总的海外银行贷款至少达到200亿美元左右，被至少200家外资公司或银行机构选为地区总部所在地。与成熟的金融中心相比，上海的金融机构积聚度不够，特别是外国金融机构数日和金融中介、非银行金融机构数量与质量上差距明显。伦敦包括金融城、金丝雀码头(CanaryWharf)和伦敦西共5平方公里范围内有超过3000家的金融机构，纽约包括曼哈顿的核心金融区也有超过3000家的金融机构，东京核心金融区的金融机构超过了2000家，上海陆家嘴1．7平方公里核心金融区内只有800多家金融机构。从外汇交易额来看，目前伦敦国际金融中心的日均外汇交易额为6000多亿美元，纽约也有3000多多亿美元，而上海目前的外汇日平均交易额只有100亿美元，刚达到国际金融中心的起步标准。
第四，法律制度未与国际接轨。目前，中国的法律制度未与国际接轨，在财务信息披露、债权保护、交易制度、公司法、金融犯罪等方面与国际通行的规定有较大差距，导致外国机构、人员进入上海存在壁垒，增加了其成本，减少了其便利程度，降低了上海的吸引力和积聚金融资源及金融人才的能力。
第五，人才国际化水平差距大。虽然上海金融人才的密度在全国来说是数字相对较高，但对照国际金融中心目标，差距是明显的。人才国际化总体水平很低，特别是缺少国际通用型人才，如懂得国际惯例、熟悉WTO条例的高级经营管理、金融、保险人才及注册会计师、注册设计师等。一般而言，要成为国际性金融大城市，必须要有10％以上的人口从事金融产业。比如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纽约，拥有77万金融人才，香港的数字是35万。截止到2008年年底，上海金融机构就业人口约20万人，仅占当地1700万人口中的1.17％，人才缺口约在100万—150万人。而上海要引进金融人才不仅面临国内城市的竞争，还面临着因税负较高而对海外金融人才缺乏足够吸引力的问题。
三、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定位
建立国际金融中心首先要考虑的是模式定位问题。金融中心的模式定位，综合了金融中心及 所属国家地区的宏观管理模式和经济发展的特 点。只有模式定位和管理模式、经济发展特点相协调，国际金融中心才能形成并迅速发展。
目前，国际金融中心主要有以下几类，第一类是具有全球主导地位和统治力的国际金融中心，即伦敦和纽约。伦敦金融中心的国际化程度是全 球最高的，其外国股票交易、国际债券一级市场发 行和二级市场交易、航空和海运保险净收入以及跨境银行借贷额均居世界首一位；而纽约金融衍 生产品的场内交易额则位居全球首位。第二类是区域性国际金融中心，如欧洲的法兰克福、苏黎世、卢森堡，亚洲的新加坡、东京、香港，北美的洛 杉矶、多伦多等。这些区域性国际金融中心的业务量在世界中所占比重一般不超过10％，国际化程度与全球主导性国际金融中心相比有一定差距。从国际金融中心的发展趋势与运营效率看，不同模式与规模的国际金融中心存在明显的区别，特别是在金融安全与金融效率上。有的国际金融中心得到了稳妥的发展(如伦敦)，有的却正在衰落(如东京)。有的在由区域性国际金融中心向全球性国际金融中心转变中遇到各种问题(如新加坡)。
上海要成为国际金融中心，要积极借鉴和参考其它国际金融中心发展过程中的成功因素。综合考察各个国际金融中心的目标选择和演化模式，我们认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必须走大国模式，目标定位应该是以国内经济发展为依托、以服务国内市场为主的全球性国际金融中心。首先，中国庞大且迅速成长的经济体系为上海建设国际全球性金融中心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一个全球性金融中心必有一个巨大的经济体作为后盾，纽约是北美经济体，伦敦是欧盟经济体。中国经济巨大规模和快速增长，使得上海可以背靠中国这么大一个经济体发展全球性金融中心。其次，我国的大国地位和强国战略决定了上海需要建设成为主要服务于国内经济的国际金融中心。金融中心作为金融活动的集中地，是一国经济发展的制高点。国际金融竞争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国际金融中心的竞争，各国或地区都把建设国际金融中心或保持既有国际金融中心的主导地位，作为提升国际竞争力的重要途径和发展战略。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定位于以服务国内市场为主的国际金融中心是提升我国国际竞争力的需要和“做大做强”我国金融业的需要，更是巩固我国实体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成果的需要。
四、对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战略性建议
2009年4月，国务院出台的《国务院关于推进上海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的意见》提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主要措施包括加强金融市场体系建设、加强金融机构和业务体系建设、提升金融服务水平和改善金融发展环境等。同年5月，上海公布了实施细则——《上海市人民政府贯彻国务院关于推进上海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意见的实施意见》。《实施意见》包括83项工作，涵盖金融市场体系、机构体系发展、新产品和新服务、服务环境改进等几大方面，对《意见》提出的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主要措施进行了进一步的明确和细化。我们主要从战略的高度对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提出如下3点建议。
一是把握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过程中政府作用的边界和局限性。国际金融中心的形成有自然形成和政府主导两种模式，这两种金融中心形成模式在不同的金融发展阶段所起的作用也不同。发展中国家由于金融发展相对滞后，其金融中心的形成模式更倾向于政府主导的发展模式，当经济和金融发展到一定程度后，自然形成模式又居于主要地位。从我国的实际情况看，上海只能选择政府主导型的国际金融中心形成模式。问题是政府作用的边界在哪里。根据国外的经验，政府对市场的作用更多地体现在建立市场秩序上，而不是对市场微观主体的直接干预上。越过这一边界，政府作用的负面作用就会大于正面作用。此外，在政府推动建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过程中也要充分认识到金融中心的形成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要尊重客观规律，认真研究国际金融中心城市所具备的条件，提出切实可行的目标，不能一哄而起。
二是协调国内城市对国际金融中心的竞争。一个城市成为国际性金融中心就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资源配置的枢纽，这种资源配置的权力可以为城市带来诸多的好处。这就是目前众多国内城市宣布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原因。实际上，国际金融中心不是自封的、也不是政府任命的。一个城市能否成为经济信息聚散中心、资金清算中心、金融风险管理中心、金融创新及传播中心最终是市场竞争的结果。一个国家或地区内可以同时拥有若干个功能互补、层次不同的国内金融中心、区域性国际金融中心以及全球性国际金融中心，这些不同层次和功能互补的金融中心对于促进本国或地区经济的发展都发挥着积极的作用。这一点已被许多国家的实践所证明。因此我国政府应协调国内城市，避免这些城市争做同一层次的金融中心局面。即使这些城市之间存在一定的竞争，这种竞争也不应该是向中央要政策的恶性竞争，而应该是不断完善基础制度提高积聚能力的良性竞争。
三是整合“长三角”资源，加大腹地支持和对腹地的辐射力。国际经验表明，一个国际大都市的背后往往有城市群的支撑，如纽约、东京、巴黎等都是如此。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仍处于起步阶段，离不开广阔的经济腹地支持。上海必须立足于国内特别是“长三角”经济发展，着力增强对“长三角”地区的辐射力。长三角地区的经济在全国占据了极其重要的分量，这个地区的经济越发展；就会为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提供越坚实的基础，这是由长三角地区经济能量本身所决定的。此外，金融合作还将提升整个长三角地区金融机构做大做强的能力和金融服务能力，这也是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重要支撑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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